1944年1月1日元旦夜，南通日占领区内的一家刀削面店门口，走进一名身着黄呢大衣的伪军军官，冲掌柜喊了一声“杂酱面，大碗”后，大马金刀往弄堂内侧靠墙的一张空桌上一坐。周围桌的食客一看他这架势，甭管端没端上碗的，连忙起身坐到另一侧。

此刻，伪军军官附近只剩下身后一桌3人，商人打扮模样的食客，呼呼地刨着面条，对周围发生的事不管不问。

这三人真实身份是中共苏中军区司令部的叶飞、许家屯、朱克靖。此番到此是和打入日伪的中共特工施亚夫接头。

南通的刀削面历史悠久，面筋劲道，调料可口，叶飞扒拉几口后，端起茶水凑到嘴边，突然低声道：“你暴露了，小林已经在布置对你的收网。”

眼前这名伪军军官的真实身份自然便是施亚夫。如此劲爆的消息甚至没有让施亚夫哪怕有一丝停顿或颤抖，没有说话，他低着头继续大快朵颐，叶飞道：“你必须马上撤离，组织已经决定让你立刻归队”

施亚夫低声拒绝道：“现在不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起义照旧，只是时间提前。”

叶飞说：“你不能回去，这很危险，不能耽误时间了。”施亚夫回答说：“我必须回去，否则前面的努力全部白费，而且还会死很多人。”

最终，在施亚夫坚持下四人商定：起义时间由1月11日提前到1月5日凌晨，八路军如西独立团当晚将深入敌占区接应，护送回根据地，叶飞等回去立刻禀报粟裕将军并进行部署。

施亚夫是谁？他是打入日伪“心脏”4年之久的中共传奇特工，官至中将级，日军见了都要恭恭敬敬向他敬礼。

施亚夫官至汪伪政权第7师中将师长，一不是靠“战功赫赫”，他本身就是共产党人，上阵杀敌不打自己人的；二不靠背景及裙带关系，他倒是想靠，但没机会。

那施亚夫是如何仅用短短半年时间，从一个营长变成师长的呢？说出来你都可能不信，他靠的是一本百家姓“忽悠”汪精卫得来的。

这其中的机缘巧合要从施亚夫早期的经历和不忘初心的救国存亡说起。

施亚夫1914年出生在江苏南通，初生牛犊不怕虎，14岁就举起红缨枪参加了由江苏省委农委书记王若飞领导的如皋起义。

虽然施亚夫，不，当时他还叫施满侯，施亚夫这个名字是1937年他越狱后防止敌特按名追查时取的，意思是干亚洲大丈夫该干的事业。他有心杀敌，但实在年纪太小，于是组织上安排他从事地下工作，这一干就是4个春秋。这段经历为他后来潜伏汪伪政权与狼共舞，在刀尖上行走，最终全身而退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3年6月时任南通组织部长的施亚夫在组织工人罢工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判刑15年。

施亚夫在南京市第一模范监狱服役，同我党著名领袖人物陈独秀、彭述之羁押在一起。

南京市第一模范监狱主要用于关押政见不同者，非杀人放火的刑事案件，被关押者均是饱读诗书，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狱中4年，施亚夫耳熏目染，加上本人聪慧好学，狠狠在这里进修了一把。命运就是这么奇特，多年后，他能博得汪精卫的器重，正是和这段经历分不开的。

如果不出意外，施亚夫可能就这样在狱中蹉跎半生，泯灭于世，唯一称道的也就是“我不是大咖，但已经与大咖一起扛过枪，和王若飞，一起坐过牢，和陈独秀、彭述之。”

哪知1937年的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了，日机对南京进行狂轰滥炸，监狱围墙被炸塌，混乱中，施亚夫与狱友逃出了监狱。

当时中日开战，兵荒马乱，国民政府注意力都在战争上，无暇顾及，对越狱的施亚夫他们连通缉令都没发。施亚夫混在逃难的民众中出城，找了辆自行车一路骑到南通，找到中共南通中心县委书记谷文显要求归队。

当时日军已占领南通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大小官员和地方保安部队大部分撤走。谷文显告诉施亚夫：“国军连战连败指望不上，我们必须组织一支自己的队伍，对侵略者以牙还牙。”

施亚夫是当仁不让，一口答应，谷文显拍着胸口表示全力支持，有什么困难尽管提，不过能不能解决再说。

实际上，这个时候中共地下党组织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要枪也没枪，谷文显过意不去，把自己唯一的一把手枪送给了施亚夫。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施亚夫找到一起做工、一同被捕、同时越狱，也跑回南通的马生、张炳生，以前一起罢工斗争的工人、党团员二十多人，组成了“唐闸工人抗日守土团”。

人有了，没武器怎么办。施亚夫得悉省保安第9团一个排的溃兵，在唐闸三里的村庄挨家挨户搜罗便衣，准备化妆成平民逃跑，躲避日军搜捕。

那种情况下，有点钱的家庭都逃难了，剩下的皆是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的，溃兵们搜罗了半天也没找到两件像样的衣衫，就见施亚夫带人围了上来。

周亚夫对溃兵们说：“衣裤我们给，但把你们手里的武器留给我们打鬼子，别浪费了，愿意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的我们也欢迎。”

溃兵们心生愧意，不敢直视，但被日军打得心胆俱寒，不敢停留，丢下枪拿起衣服跑了。施亚夫就这样换得步枪20支，子弹2000多发。

由于队伍弱小，施亚夫发挥红军的游击战对付日军。没武器施亚夫就带领战士，乘雨夜潜入日军设在南通纺织学院的军火库，偷出48支枪和两箱子弹；杀鬼专找那些落单、打野食的鬼子，由于子弹有限用一颗少一颗，加上枪声容易惊动敌人，他们一般用冷兵器和鬼子单挑——让鬼子一个人单挑他们一群。施亚夫就用斧头亲手砍下过对女孩用强的鬼子脑袋。

南通当地村民见施亚夫是真的打日本鬼子的，不少人便加入了他的队伍，一来二去，这支小队伍从二十来号人发展到了三百多号人。

作战中，为了不让敌人摸清虚实，在部队番号上，施亚夫今天用“守土团”，明天用“独立团”，后天用“亚字部队”，这样一套迷踪拳与日军干了三年多，愣是让敌人没摸透这支队伍的人数、特性。

深入虎穴

1940年随着中日进入相持阶段，尤其是武汉会战国军对日军有生力量的大肆杀伤，日本岛国人丁不旺的劣势显示得淋漓尽致，不得不“以华制华”，招募各种武装编入汉奸特务团，对过往则既往不咎。

施亚夫率领的300人由于没有亮出过正式编号，被日军当作散兵游勇，派来说客威逼利诱极力拉拢。

当地苏中区新四军抗日将领粟裕、叶飞、朱克靖从中看到了机会，分配给施亚夫打进敌人内部的任务。

1941年初，当他带着300号人，以地方团练的身份归降，日军大喜过望，全盘接纳，施亚夫借此顺利打进日本特务团。

但初来乍到的施亚夫在日本特务团的职位并不高，根本触碰不到日军的绝密情报。怎么办？施亚夫一合计，必须要进入高层身居要职，但平步青云最好的局面是上面有位置空出，于是他一方面送钱送礼疏通关系，一方面瞅准机会制造空缺。

施亚夫把目光瞄准了两个人，一个是南通警备司令部名叫美马的日本特务。此人是个中国通，对中国军民危害巨大，带领日军四处烧杀抢掠，手下还有十几个会说日语的汉奸，深受南通日军最高司令官小林信南的器重。

搞掉美马是一举两得，施亚夫调查获知美马每晚必带人去东南营做“大保健”，准备以此为契机下手，找谷文显调了几名地下党人。

谷文显说：“美马干坏事每次都是成群结队地去，就你们几个人能行吗？”施亚夫说：“去是成群结队去的，回来就不一定了，有的慢有的快，美马属于后者，每次最快完事，回家几乎都是独行。”

一个晚上，施亚夫带人埋伏在美马回家的必经之路旁，一拥而上控制住后一顿暴打，打得美马爹妈都不认识后，用麻绳套住他颈子，高高吊在电线杆上了，以儆效尤。

施亚夫的第二个目标是一个名叫沙树谷的日本特务组长，此人也是一名汉奸。

对于此人，施亚夫不同意下杀手，只想让他知难而退，不取其性命，施亚夫说：“美马和沙树谷职位都在我之前，如果两人都意外身亡获利者就是我，而我刚投靠他们不久势必引起怀疑。”

施亚夫放沙树谷一条生路的另一个原因是此人虽是汉奸，但仅限于敲诈勒索、坑蒙拐骗，没有害人性命。

施亚夫把沙树谷找来，把收集齐全的沙树谷敲诈勒索的证据扔到他面前，义正言辞说：“被害人已联名向宪兵队控告你，我们调查发现你收钱放掉的其中一些人是共党身份，日本人正在准备严办你。”

私通共党，这是死罪，而且辣椒水、老虎凳一样不会少，沙树谷当即吓成了一滩烂泥，请求施亚夫高抬贵手，施亚夫同意了，条件是让沙树谷交出大部分钱财，并让沙树谷以提审的名义把被他俘获一名的新四军科长移交出来。

沙树谷以为施亚夫是想抢功劳，为求保命也顾不了其他了，带上细软在施亚夫安排下连夜逃之夭夭。他哪里知道施亚夫转手就把新四军科长送出城。

第二天，日本人发现沙树谷和新四军科长都不见了，大怒：“沙树谷私通共匪，放跑新四军，罪无可赦！”四处张贴捉拿沙树谷的布告。

施亚夫扫清了竞争对手，但特务团主要针对地下组织的破获和追踪，接触不了大兵团作战的方针和计划，这与施亚夫潜伏的初衷不符。

怎么破局？施亚夫把目光盯向汪精卫，汪伪政府在1940年成立后，汪精卫深知兵权的重要性，只有掌握一支强有力的伪军，才能在日本人面前挺得起腰杆，掌握话语权，因而到处招兵买马。

但施亚夫评估了一下手里的筹码，带这支小部队去“投诚”，撑死也就是一个团长的职务，要想获得情报，怎么着也得是个师长吧。

主动出击那是自降身份，唯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方可待价而沽。

施亚夫首先对外宣称自己有8000人的部队，接着利用从沙树谷那里敲来的钱，四处活动，制造舆论。

他获知绥靖军（侵华日军在华中占领区内成立的汉奸武装）总司令杨仲华有一个密友叫钱峰，贪财好色，立刻投其所好，钞票使劲地花，马屁使劲地拍，并承诺有福同享：“如果你能找杨仲华帮我获得一个师长的称号，你钱峰以后就是这个师的副师长，而且还会再给你一笔钱。”

在钱峰的牵线搭桥下，施亚夫见到了杨仲华，杨仲华愿意接受施亚夫的队伍加入绥靖军，但他对8000人这个数字极度怀疑，因而对于施亚夫师长职位的诉求，只表示先向上汇报，再做下一步对应。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既然拿到绥靖军的名头，接着那就捅到天，施亚夫根本没有等杨仲华答复，当夜派人到处张贴“小广告”，一夜之间，在整个南通就贴满了布告，称他是伪绥靖第七师师长施亚夫。

南通城里一座黄色的小楼大门上也悬挂起“第七司令部”的牌子。接着施亚夫买通报社记者，一时之间，整个南通市都沸腾了，都在谈论绥靖军第七师，说这是汪精卫的精兵部队。

舆论喧嚣不止传到汪精卫的耳朵里。汪精卫纳闷了：“什么时候冒出个第七师，我忘了还是糊涂了？”他致电杨仲华，已经闹得人尽皆知，杨仲华只能顺水推舟上报。

汪精卫大喜过望，但也留了心眼，让他的亲信严旬男去南通实地查看一番，这个第七师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行就收为己用，不行就弃之不理。

施亚夫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严旬男一到南通，他让人热切地接待，吃喝玩乐一条龙。

对于严旬男检阅部队的要求，施亚夫一点也不着急，对严旬男说：严兄，就算你不说，我也想让你亲自看看我这部队。只是，目前部队正在前线同新四军交战，无法集中，只能有劳你去各个防区实地查看。”

施亚夫把一两百号人集中到一个据点，然后带严旬男查看，去下一个据点时车开绕一点，中途好吃好喝好玩再耽误一点。

利用时间差，把已查看据点的人拉到下一个据点，换身衣服，军官用新面孔。而且每当严旬男到达的时候就是战事正酣之际，子弹横飞，炮声隆隆，为了逼真，施亚夫在据点屋子外引爆多颗炮弹，房屋抖擞，窗户破裂……紧接着施亚夫的警卫员“惊慌地”跑了进来：“报告师长！新四军又攻城了！”

严旬男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吓得两脚打颤，施亚夫这时道：“严兄，你要有了意外，我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向汪主席交代啊！”

严旬男早已没了检阅的心，顺水推舟只要求查看部队的花名册和枪号。施亚夫连夜让人连夜用《百家姓》加数字，死了不少脑细胞，编了八千多人的花名册。

严济南走时，施亚夫又赠上一份厚礼，有钱能使鬼推磨，不久后，施亚夫就受邀前往南京。

在南京，施亚夫在监狱里跟革命大佬进修的琴棋书画大派用场，接见他的汪精卫和日军高级顾问都是附庸风雅之士施亚夫在琴棋书画方面的见解深得汪精卫的赏识。

当时汪精卫因为出卖国家做了汉奸，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没有人愿意加入汪伪政权，像施亚夫这样旗帜鲜明地直接站出来支持汪精卫的实属罕见。

汪精卫对施亚夫极其看重，因而，第二天施亚夫就收到了委任状，并安排他参加军官培训团学习。就这样，施亚夫靠虚张声势、瞒天过海和琴棋书画成功潜伏进了汪伪政府内部，成为汪伪政府第七师的中将师长，日军下级士兵和军官都要向他敬礼。

南坎会议

1942年6月，日本海军出动联合舰队全部主力，发动中途岛战役，舰艇350艘、飞机1000架，兵力10万，企图诱歼美军在太平洋上残存的航空母舰舰队。结果，反被美军舰队击沉了4艘航空母舰，1艘巡洋舰，250架飞机，日本被迫转入战略防御。

2个月后，美军发动瓜岛战役，双方进行了大小海战30余次，日军损失惨重，阵亡约1.4万人，因伤病致死或下落不明9000余人，合计死亡2.38万人，还有1000余人被俘。

日军不得不抽调部队支援太平洋战争，兵力更加紧张，越来越倚重伪军，施亚夫作为汪精卫的红人几乎参加了南通日军所有的重要军事会议，获得大量军事情报。

情报工作中，有时为了避免暴露，不得不牺牲一个部队一座城，二战时英国破译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英国首相丘吉尔通过破译出来的情报得知德国将轰炸工业城市考文垂，如果做准备予以疏散，就等于告诉德军他已经破译了德军密码。为了保护这个秘密，丘吉尔下令不得发布德军即将空袭的消息，结果考文垂被炸成废墟。

有时为了挽救一支部队又不得不牺牲情报人员，以小换大。1942年10月下旬的苏中区新四军南坎会议，施亚夫就是明知会暴露的情况下传递情报，挽救了参会的苏中新四军高层领导，自己却是九死一生。

粟裕将军就对施亚夫的情报工作称赞不已，说：“正是施亚夫当年及时传递情报救了自己一命，改变了新四军的命运。”

当时新四军南坎会议即将结束，日军第60师团团长小林信男突然召开紧急会议，布置两个伪军师和四个日军大队，扼守琼港、三仓河、吕泗等处。

施亚夫装作不解问道：“小林先生，如此大费周章这是为何？”

小林信男回答：“新四军正在南坎召开会议，苏中各部高层领导谭震林、粟裕、叶飞、管文蔚、王必成均在出席之列。我们要借此机会我们要将他们一网打尽。”说完分发给大家一份详细的新四军干部返程路线图，姓名、特征均备注好。

新四军南坎召开的高级会议十分隐秘，除了参会的人，知道的人不多，而且日军手中居然如此详尽的情报，施亚夫第一反应：“新四军当中有内奸！”

为了确认自己的猜想，施亚夫站起来说道：“这个情报会不会是新四军的欲盖弥彰或调虎离山之计。我是本地人，南坎两面环海，一旦围堵是十死无生之地，新四军就会被一网打尽，粟裕会这么傻吗？而且情报指向新四军将领这次弃陆路走水路，水面上我们有巡逻艇，有绝对的优势，一旦他们在海上被发现，那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这不合常理，我想不通。”

小林信男沉吟了一会儿说：“你说的有道理，但这个情报绝对不会错，它是特高科培养的情报人员传回来的。也许新四军想的就是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会后，小林信男请大家喝酒吃饭，他对这次行动踌躇满志，宴席欢声笑语，但对施亚夫来说，当务之急是如何将这个情报第一时间送出去。

宴席中途，施亚夫利用上厕所的空挡，将情报迅速写在小纸条上面，交给自己的副官，也是中共潜伏者，藏在两盒老炮台香烟当中争分夺秒送到了苏中军区。

此刻会议已经结束，所有参会干部都已启程原路返回。当警卫员找到粟裕，将两盒香烟递给他称：“情报站送过来的，说十万火急。”

粟裕急忙打开烟盒，拿出香烟碾碎，从烟草中找出一张小纸条看了一眼之后，脸色瞬间变得难看，立刻下令：“骑兵出动人息马不息，追上已经返程的干部，让他们立即改变回程方式和路线。”

同时粟裕展现了优秀将领的快速反应特质，召集各部队，马上转移，而为了防止内奸继续告密，让日军掌握新四军动向，他要求所有电台静默，停止一切发电报的行为。

大部分新四军参会领导在陆路被及时拦截，避免了被捕，但参会的苏中行署主任管文蔚由于已经坐船出海，骑兵无法追踪。

这意味着管文蔚上岸就是羊入虎口，粟裕和叶飞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最后只能发动渔民在海上寻找管文蔚，提前拦截。

茫茫大海中找一页孤舟如同大海捞针，时间已经过去两天，依旧毫无音讯，按日程计算管文蔚应该已经登岸了，就在粟裕扼腕叹息之余。情报传来，渔民在距离管文蔚登岸的琼港30里处发现了他，这简直玩的就是心跳，命悬一线，粟裕一掌拍到桌上，大叫：“太好了，太险了。”

原来管文蔚的船出海后，一路逆风，愣是在风吹得在海上漂泊了两天，这才迟迟没到达岸边，给了渔民寻找的机会。

对于内奸，不久施亚夫送来一张只手绘了一个电台耳机的小纸条，涉及内奸更要小心，所以施亚夫没有使用文字，以免传递过程中泄密。

粟裕分析之后也赞同施亚夫的判定，内奸就潜伏在苏中指挥部的电台班中，于是让人秘密监视电台工作人员。

理由一，会议保密度高，知情者少，敌人能正确掌握会议结束时间进行部署，唯一解释问题就出在苏中指挥部；

理由二，苏中地区被敌我封锁和严控，内奸绝对不可能靠人肉传递，因为从时间上讲不过去，会议前脚结束敌人后脚就获知，只能是通过电台发送情报；

理由三，新四军中能操作电台的凤毛麟角，只可能是电台工作人员。

粟裕让人悄悄对电台人员的住所进行搜查，未发现任何端倪。于是加强了对司令部电台的监控，发现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一部电台发出一个奇怪的信号。

通过值班记录派出、发报时间段，很快揪出内奸，竟然是新四军的电报科长，因为贪图富贵，他叛变投靠了日本特高课。粟裕当场让人将内奸就地正法！

小林信男的围捕行动失败，随即潜伏人员也失踪了，这让他疑心大起，把矛头直指会议中唯一的中国人施亚夫，对施亚夫隔离审查。

施亚夫自然是打死也不认，小林信男手中没有确凿证据，加上施亚夫伪军中将师长的身份真是打不得骂不得。

汪精卫明知施亚夫可能真有问题，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只能力保施亚夫，因为如果施亚夫真是共党，他也脱不了干系，即便脱了干系，也会在和日本人的合作中威望、信誉暴跌。最后小林信男无奈将施亚夫释放。

在情报传递过程中，新四军装备简陋，根本不可能配备微型照相机和发报机这类间谍工具，情报传递绝大部分靠“人肉传递”。

为了避免暴露，有时也会弄巧成拙。施亚夫和粟裕约定：所有的情报尽力不用文字的方式，用香烟和火柴来表示日军兵力

一次施亚夫得知日军调动1.7万人进攻新四军，便将代表对应兵力的十盒香烟送了出去。

没有想到，接到香烟的情报员以为这是这段时间工作辛苦领导给大家的慰问品，于是高兴地分发给大家。

这个“乌龙”后，粟裕和施亚夫立刻对情报传递人员进行了定岗定位，专人处理，杜绝了同样事情没有第二次发生。

从容归队

施亚夫一次次提供可靠的消息，使新四军掌握了敌人的一切动向，小林信男对其身份愈发怀疑，汪精卫明哲保身，也放弃了他。这时，粟裕感觉到危险，要求施亚夫立刻归队，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一幕。

回去后，施亚夫表面上还和以前一样和i大家伙依旧谈笑风生，但暗地里他却开始紧张地筹划着起义。1月5日凌晨，施亚夫率领策反的两个伪军团长从南门开去，在新四军如西独立团的接应下，顺利回到了根据地。

随后，起义部队被编入苏中区通如人民抗日纵队，施亚夫担任纵队的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先是担任南京公安总队副总队长，后来又担任江苏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2010年11月23日，96岁高龄的施亚夫在南京逝世，结束了红色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