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得好：不是冤家不聚头，别看某些人身居高位，实则也会如寻常人一般，与老伙计产生误会、叠加误会，久而久之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直至背道而驰。

就像毛主席和彭德怀。世人皆以为他们的“恩怨”是从庐山会议开始的，其实并非如此。

那么，属于此两位的故事又是什么？

01，也曾赋诗寄将军：还君一句“唯我工农红军”

1935年的9月，正走在长征路上的红军队伍抵达巴西地区，遭遇张国焘分裂阴谋，幸而彭德怀坚决拥护党组织北上方针，秘密派遣11团到毛主席身边保护他和中央领导的安全，才顺利化解了此次危机。

9月17日，中央红军成功抢占腊子口，翻越岷山，于次日踏上哈达铺镇的地界。当天晚上，毛主席先后致电彭德怀，叮嘱他一定严管部队纪律，只准没收地主及反动派，并告诉他己方已占据哈达铺。

彭德怀收到信息后，又回复了一封申请电报，希望能把他手下的红3军团编入1军团，理由是部队长期作战，人员损失严重且物资供给困难，如此下去，干部战士必然“消耗”巨大，必须采取“保护”措施。

毛主席欣然同意。9月20日，赶至哈达铺的彭德怀与毛主席共同出席了中央政治常委会议，开始了一段和主席“朝夕相处”的时日。

他们二人配合默契，一同率领红军队伍突破回民区敌人封锁线，在6天后进入榜罗镇。正是在此，党中央确定了红军北上以陕北为主要基地、展开全国抗日运动的方针。

会后，彭德怀继续跟着毛主席带领队伍朝陕甘方向出发。他们连续突破西安、兰州等4条防线，越过大盘山，抵达环县。

10月19日，再度与彭德怀分开作战的毛主席致电提醒他：位于吴起镇和金汤镇之间的金佛坪有百余名地主武装势力驻扎，需派队伍剿灭，并让彭德怀在第二天亲自来吴起镇共商行动计划。

正当此时，一直尾随红军的马鸿宾兄弟及东北骑兵又追了上来。毛主席迅速召集彭德怀等负责人，共同研究如何抗敌。

有人建议把敌军引入苏区，探明情况后再决定打不打；有人则与毛主席持相同意见，认为红军疲惫，跟着红军“屁股后面”的敌人自然也疲惫，且吴起镇乃山区，根本不利于骑兵作战，若不能“趁对方病要对方命”，那岂不是太“傻”了。

众人议论纷纷后，一致决定必须抓住“有利条件”，向敌人开战。当天晚上及次日凌晨，几支队伍在彭德怀的指示下，悄悄潜入战地埋伏，静待敌军“投网”。

那天下午，敌军果然让开中路，顺着两山间的小路准备夹攻。未想，他们行至刘河湾附近时，遭到了一直等待在此地的红军1纵队伏击。

随后，敌将马培清迅速整顿残军，率余部逃到山梁休整。10月21日凌晨，登上平台山的毛主席再度强调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那日早上7点左右，双方队伍开始正面对决。战斗一直持续到9点左右，红军取得绝对胜利。

毛主席在观察战场时，曾笑道：“用步兵追击骑兵，可真是一大‘壮举’啊，少见、少见。”

经此一役，红军彻底割断“尾巴”，完成了战略大转移目标。毛主席对这个结果无比高兴，亲自赋诗一首，赠予此战总指挥彭德怀，夸赞他英勇无畏、所向披靡。

彭德怀收到诗词后，把最后一句“惟我彭大将军”改成“唯我工农红军”回赠毛主席。

后来，彭德怀在沙家店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想要在陕北歼灭中共军队的阴谋，毛主席再度将原诗送还彭德怀。

可以说，从二人相互赠诗的举动中，能清楚看到两人对彼此的认可和称赞，但偏偏，世事惯常喜欢捉弄人，两位同出自湖南的湘伢子，正如“钢”和“铁”，注定碰在一起“叮当”作响，无法安然共处。

02，重重误会无辩解：一钢一铁，碰到一起叮当响

两个人的首次误会与袁文才之死有关。彼时，袁文才和王佐共有800余带枪战士，同红5军的战斗力基本持平。

边界特委与他们因权力之争结下“恩怨”，想要消灭对方，遂趁着夜色找到彭德怀，对他说：“袁文才已经背叛革命，和反动民团勾结到一起啦！再不抢先动手诛灭袁王，恐怕边界党危矣！”

刚刚被吵醒的彭德怀大吃一惊，急忙询问详情。特委书记朱昌偕和常委王怀继续以恳切言辞声泪俱下地“控诉”袁王“罪行”。

彭德怀被他们的谎话骗住，再加上朱王两人紧急催促，故未经多思即派了2队士兵跟着他们一起去“诛灭”袁王。待到袁文才死讯传到井冈山，毛主席非常震惊。他一贯认为袁文才等人对红色基地的建造具有大功劳，怎就招来杀身之祸？

思及刚巧驻扎在附近的红5军，他便“顺理成章”将袁文才死因归结到了红4军首领彭德怀身上，认为彭德怀“坏”了革命大事。

当然，冲动、果断的彭德怀确实理应承担一定责任，毕竟没有他的许可，朱王的阴谋也不会顺利实现。

攻打赣州事件是毛彭两人第二次“误会”。那时，受到临时中央排挤的主席大权旁落，他的正确主张无人认可，以至于“王明左倾路线”日益壮大。

毛主席明白，红军长时间未能攻克赣州的责任主要在于临时中央的决策，但听从命令、担任此战前敌总指挥的彭德怀一样具有“王明左倾急先锋”的嫌疑，遂把彭德怀划入了“左倾冒险主义”拥护者的行列。

然而，他却忘记了，战术指挥方面的认知错误和缺陷和拥护“左倾”思想存在本质差别，彭德怀未必如他所想，愿意主动承担该任务。

第三次“误会”与林彪有关。遵义会议后，红军面临严峻形势，毛主席极力调动兵将4渡赤水，突破重重包围。

可林彪却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用意，私下向彭德怀吐槽“应由你来指挥”，彭德怀当即斥责他“休要胡言”。

挂了电话，左思右想的林彪依然“不得劲儿”，故写了一封相同意思的信件给中央军委，未料此信传到毛主席手中，由此牵连无辜的彭德怀。

第四次则同彭德怀过于心急，仓促组织百团大战，使我方损失惨重有关。毛主席觉得，彭德怀会有此举，大抵与他想要树立自身形象、提高自我威望有关，因而心生嫌隙。

第五次的“误会”发生在建国后，一贯和彭德怀拥有交情的高岗利欲熏心，暗中与饶漱石等人大肆攻击刘少奇等领导，惹来毛主席不满。偏偏彭德怀对此毫无察觉，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高岗利用了。

直至7届4中全会前，方才察觉严重情况的他打算向中央汇报自己和高岗往来情况，又碍于繁忙事务一直拖到会议闭幕才完成，造成马后炮“假象”，被毛主席“解读”成相反性质。

由此可见，某些误会当真“无解”，因为身为国家高层的他们，根本不会和寻常人一样，能敞开心胸、肆无忌惮地谈论彼此事情，借机消除隔阂。

再加上权势干扰、人心莫测，从而令误会越积越多，最终形成注定“崩塌”的“大山”，摧毁双方关系。

03，背道而驰问真理：急转直下、不欢而散的最后一面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给毛主席写的一封私人信件被改成意见书，印刷发放到党组织所有同志手中供他们翻阅，令彭德怀一下子站到了“风口浪尖”。

7月27日，毛主席在会议上公开斥责彭德怀的“不服气”，将那封信件归类为“战书”。脾气火爆的彭德怀立马站起来回“怼”，拉开一场“翻旧账”混战，亲手开启属于自己的命运转折。

1965年9月23日早7点，已经远离中央领导位置、入住吴家花园6年的彭德怀接到毛主席秘书的电话，说毛主席约他至中南海一叙。他压下心内震惊，如约抵达，与等在门口的主席轻声道好。

毛主席点点头，语气叹息地感慨：“你老了。”彭德怀苦笑。毛主席摇摇头，状似无奈续言：“你啊，几年不写信，一写便是8万字，可真是个犟脾气。”

他所说的“8万字”即是彭德怀在七千人大会后给毛主席写的、总结自己一生功过经历、对众人指责进行全面答辩的信件。彭德怀以为，自己此生皆不会得到反馈。

随即毛主席告诉彭德怀，他打算派遣彭德怀到西南区负责战略后方建设。彭德怀摇摇头，反说自己想为庐山会议的3条保证向毛主席讨个说法。

毛主席听了，点了点头回道：“我记得后两条，会议早成过去，如今看来，或许真理在你那边，对你……可能真的批评过度了。”

然而，让彭德怀无法理解的是，明明他和毛主席密谈5小时，“说开”了一切，且主席同样承认对他的看法理应“一分为二”，却又为什么会在他告辞前，突然变了神色？

这是彭德怀和毛主席之间此生所见最后一面，他对此事的所有辩解都随着他的故去而成为永远无法说出口的遗憾。

纵观毛主席和彭德怀的关系，会发现他们二人当真印证了一句俗话：越是身居高位者，越容易同旁人产生隔阂。

原本只要坦白的问题，偏偏因他们的地位、性格和考量堆积成了一生“无解”的“对立”局面，实在是太令人感慨万分了！